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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的“三害”之苦——话说河南人之五 

□曹锦清 

摘自《黄河边的中国》
  《黄河边的中国——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》简介:这是一本对
中国痛之初、爱之深的书,一个上海学者为何要跑到中原去听农民诉说,乡村,
对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?——“我是学历史的,又是农民之子,我以为在黄
河边的村落内,能直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碰撞……当我们民族的一流头脑
钻入全球化,现代化等等宏大译语世界之时,看看我们双脚所站立的大地实况,
或许是有益的”。本书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
变动过程提供了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。(汉林书城www.hanlin.com推荐)

  在开封党校,我认识了一位教政治经济学,现年41岁,毕业于郑州大学经济
学系的胡老师。胡老师的老家在太康县某村,村里还有一位60余岁的老母亲及弟
弟一家。他对农村、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十分熟悉,他坚持认为,内地绝大多数
农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而非改革红利的分享者。概括起来说,处于中国社会
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:一是自然灾害,二是地方政府之害,三是市场价格
波动之害。他列举两例说明农民受后两种灾害的情况:

  一、前几天,他回太康老家去,那里有不少农户正在砍伐刚刚挂果的苹果树,
腾出土地改种冬小麦。农民兄弟为什么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苹果树呢?那是
因为三四年前,苹果的市场价格较高,县、乡政府实施“富民工程”,搞高效农
业,指令农民种植苹果。倘农民不愿种植,乡里派人到农户的承包地里来挖洞,
还要收取挖洞费。希望农民增加收入,这是件好事,但一成为县、乡政府的“工
程”,确定指标、层层落实,也就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。由于邻近各县普遍
指令栽种苹果,供求关系发生变化,致使苹果价格逐年下跌。今年的苹果,好的
只有四五毛一斤,差一点的只有一二毛一斤,农民血本无归。有限的承包地被苹
果树占领,不能种植小麦。小麦种不上,苹果又卖不上钱,农户只得忍痛砍树,
改种小麦,弄得怨声载道。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。

  二、去年河南棉花的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的定购价格,于是县、乡政府出动警
力到各交通路口围追堵截,甚至到农户家强行征购。今年棉花的市价又低于定购
价。于是政府收购部门压级收购,甚至拒收棉花。倘若拒收棉花,农民便无钱购
买农药与化肥,直接影响小麦的播种。胡老师接着说,在自然之灾、地方政府之
灾、市场之灾的三害之中,农民最感无奈,也最痛恨的是地方政府之害。每到春
秋二熟,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,农民一听广播响起,便头皮发麻,
脚底发软。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压闻民。去年,他弟弟一家五口,累计
上缴近千元,人均近200元。他与弟弟细算过一笔帐,在正常年景,一亩二熟,
一熟小麦、一熟玉米,除去农用成本,纯收入只有500元左右。他夫妇两人,辛
苦一年,劳动所得,三分之一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。按国务院文件规定,农
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%。其实,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,是个极普遍
的现象。如今,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,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
立情绪。

  村支书的好处

  在80年代中晚期,村民中外出打工挣钱者渐多,有能力者更不愿守在村里去
做吃力不讨好的村支书、村长。但这种情况,自1992年后,发生了明显的变化:
村里有许多人争做这份差使。因为他们发现,这份差使有不少好处。“第一,从
明的说,年薪提高到1000元到2000元之间(各村有差异)。第二,村主要干部喝酒、
抽烟几乎不用自己掏钱:乡里来人,他们陪着吃;村里群众办婚丧,请他们吃。
我粗略给他们匡算一下,光烟酒两项,全年约在三五千元之间。第三,全村每年
的计划生育指标是由乡里派定的,但把生育指标分派给谁,却是村支书的职权,
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好处。或有超生,他可以包庇隐瞒,从中可以接受贿赂。第四,
村支书、村长往往将他们应该承担的农负,部分或全部分摊到其他村民头上去。
减少了这笔大支出,不等于得到一笔大收入吗?第五,至于其他好处,更是因人
而异,因事而异,说不准了。如宅基地分配,自己可以多一点、位置好一点;自
己人超生,可以免除高罘款,如此等?。这些明的、暗的收入加起来,一年搞个
二三万元,那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贪心一点的,或能弄到更多一点。从我与他
们的多年接触来看,估计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左右。上述情况,是自1992年以
来逐渐普遍化的。正因为他们发现这份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实际上有许多实
实在在的好处,故积极主动地争着干。我在党校教书,一头与乡党政干部有接触,
关系不错,一头与村干部有交往,故凡想钻营村支书之职的人,常来找我帮忙,
疏通上层关系,所以我知道这些情况。正因为钻求此职人很多,故乡党政部门要
任职者缴纳一定的‘保职费’。所谓‘保职费’,其实就是卖官与买官,三五千
元不等。至于各乡‘保职费’的多少及其普遍程度,上缴的‘保职费’列入乡财
政预算外收入,还是落进个别乡干部的私人腰包,那就说不清楚了。一是‘保职
费’近一二年才有,二是此类事有很大的隐秘性,我们也不好多问。什么样的
人才能担任村支书、村长呢?我对此没有搞过调查,凭印象说,大体上是三种人:
一是有宗族势力,尤其是大宗族势力支持的人。单门独户,在从前或可凭阶级成
份好而当上大队干部,如今是不行了。就是让他们当上村干部,也是干不下去的。
二是‘朝中有人’的人,如有亲故在乡里,甚至县里做官,靠着他们的撑腰,也
可放着胆子做村支书。三是确实是办事公道且能干的人。就S全县范围来讲,这
样的村干部是有的,但很少。这种人,只求村民群众说他一声好,他的心里就感
到踏实,不谋私利。但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下,他们能否继续存在下去,这倒成
了个大问题。”

  县长谈吏治

  上午由马主任陪同到E县。E县县长是马主任的同班好友。此次专程拜访县长,
是就县乡政权中的有关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。县长说:“就信阳一市九县而言,
我略有一个印象。对E县而言,我是比较熟悉的。就以我所接触所熟悉的范围而
论,说实在的,是‘两头小,中间大’。一头是勤政为民,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计
为忧,上以民族国家前途为虑的清官,在现今的市、县、乡官场中,实不多见,
说凤毛麟角也行。一头是结党营私,以搜刮受贿为能事,以邀功上爬为目的的贪
官也毕竟是极少的。古人说‘多行不义必自毙’,劣政行于一时或可,但怎能行
之长久?大量的地方官员处于中间状态,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与用人体制之下,这
中间状态的官员,其变化趋势实有令人忧虑之处。如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,考虑
最多的是两件事:一是保位,二是升官。中国政制及用人制度,下级的纱帽全?
掌握在上级少数官员手中。故?属官员,为保乌纱帽,为求升迁,只得围着上面
的指挥棒转,看上面的脸色,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。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、
指标、任务,很少问,或不问,甚至不敢问可行或不可行,切合实际或不切合实
际的问题,而是照单推行。在执行过程中,还要留出一个‘提前量’,因此往往
加码向下压,省压市、市压县、县压乡、乡压村、村压农户。省里定的指标是
100,到了农户头上往往是150,甚至是200。如省里核定电价,每度0.5元上下,
到了农户,往往1元左右,甚至更多。农民不堪重负,上访上告。权力集中于上,
且主要集中于一人,这种政体若要有效运作,必须得有两个条件:一是处于上位
的这一个人必须德才兼备:德,足以勤政廉洁;才,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。
二是权大责也重,责权相称。但这样的人,自古就少。如今推行市场经济,人人
竞相追逐财富,贪图享乐,那就更加稀少了。如果德不足以自律,才又平庸,大
权独揽,责任推给下属,那非出问题不可。如今讲法制,但我们的法律,上不足
以治官,下不足以治民,往往徒托空文,这就是所谓的‘有法不依’。”在谈到
回避制时,县长说,官员回避制,有利也有弊:其利是不受地方关系网的影响;
其弊是县、乡主要官员流转太快,刚一熟悉情况,就被调到他县、他乡。地方官
的许多短期行为,由此而产生。话题又转回到地方吏治与政体方面来。他说:
“在我看来,县、乡官吏中的问题,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。个别官吏的腐败行
为,还比较容易解决,但一涉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,便困难重重了。经济改革,
搞活发展经济,官、民都能从中受益。民得其利,官得其税,财政丰裕,什么事
情都好办了。所以,搞经济,人人乐于从事。但搞政治改革,仅精简机构这一条,
就得砸掉许多官员的铁饭碗。再把对上负责改为对下负责,那肯定会遭到来自官
场内部的强烈抵制。中国历来是官管民,大官管小官,皇帝统管天下的。另外,
现行的财政体制也有问题。分灶吃饭,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利,对内地不利,
对内地缺乏二、三产业的农业县、乡,尤其不利。沿海发达地区,地方财政全部
来源于二、三产业,并有余力补助农业。我们内地呢,根本做不到!就拿信阳九
县来说,县、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。农业经济,一是脆弱,至今还是靠天吃饭,
我们这里下了四五天雨,还不是大雨、暴雨,全县就有三分之一小麦受淹。要投
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涝保苗,能保住明年的夏收,已属不易了。二是效益比较低。
农业欠收,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困。老天爷帮忙,农业丰收了,谷贱又
伤农。今年的小麦、稻谷的市价,比去年降了二十几个百分点,差不多把农业的
纯利这一块都降掉了。三是户均耕地面积太小,产出极其有限。地方财政与农民
争饭吃,而不是像沿海那样,补贴农民一点。农民说农民负担重,地方政府说穷
得发不出工资,上上下下日子都难过。我们信阳地区,一乡的财政,百分之五六
十全花在教育上;一县财政收入,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。这九年制义务教育
的重担,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各县、乡往往发了教师的工资,发不出县、乡官
员的工资。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事。该由乡、县财政养活养好的官吏,如今养不好,
要他们集中力量办公事便困难了,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去办私事去了。地方吏治
的恶化,实与这一因素有密切关系。”最后,县长说:“上次马主任对我讲起
‘马太效应’,叫做‘你有的,还要给你;你没有的,还要剥夺你’。如今沿海
与内地,富裕地方与贫困地区的情况,正是这样。E是个独县,老天还给我们降
灾。沿海富裕,资金向那里流动,政策向那里倾斜。但中国是中国,老子讲‘损
有余而补不足’,孔子讲‘不患贫而患不均’,邓小平也讲‘共同富裕’。我们
内地贫困县希望中央做两年事。一是中小学教育这一块,由中央财政负责。二是
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贫困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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